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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为了全国人民关注的焦点。

要求财政公开透明，根治“三公”消费的民意如潮，央企、国企更是成为了众矢之的。房价就不用说了，今年还多了一个物价，反而贪污腐败倒成了次要的。这并不意味着吏治变得清廉，而是人们已经绝望了，懒得再提这个话题，反正光打雷不下雨，提不提都一个样。

听完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，接下来就是分组讨论。看着临海代表团那些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一张张面孔，心思根本就不在这里的田大代表，禁不住地暗自苦笑了起来。

坊间流传人大是“橡皮图章”，人大代表是“花瓶”，他们参加人大会议只有三个任务：附议、鼓掌、制造会议花絮，哄得全国人民老老实实、安安心心过完一年又一年。

在田文建看来这种看法是极为荒谬的，孰不知中国人大是世界上最有权力的“议会”，中国的人大代表更是世界上最有本事的“议员”。

这一点，从我们从人大代表的构成中就可以知道，上至国家最高领导人、下至一村之长。全国各级党政机关领导干部、国有企事业单位领导干部以及社会各界掌握了经济、政治、社会、文化优势资源的名流，占了人大代表的绝大多数。掌握着从政治、军事、经济、社会、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权力，换句话说，中国最有权力的一批人构成了人大的主体。

这些最有权力的人，同时也掌握了中国人大所赋予的最大权力。立法权、人事任免权、财政预决算权、监督权从宪法到法律，从国家主席到各部部长的任免，程序上都要经过他们的表决；从年度财政预算的审批和年度财政决算的认定，从政府到法院到检察院，也都要对其负责。

如此集立法、行政、监督，人事、财政大权于一身，谁还能理直气壮地说中国人大是世界上最没有权力的“议会”，是“橡皮图章”谁还能毫无愧色地说中国人大代表是世界上最没有权力的“议员”，仿若“花瓶”

这样说的人纯属违背事实，造谣污蔑。中国最有权力的一群人干着最有权力的事，世界上没有比这更强烈地带有威权色彩的“议会”和“议员”了。

“以往农村讲究孝顺父母，实际上并不孝顺父母的人一般不敢做得太过分，太公开。当然其中也有官方或宗族灌输儒家n理的影响，或者少数村塾教师的教化，主要却是慑于因果报应的威力。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服，不孝的逆子会被天打雷劈死，死了还要下十八层地狱，这些观念深入人心。农村中因雷击或其他灾害死亡的人，往往会被当成因不孝而受天谴的反面典型”

正在侃侃而谈的是一位女代表，参会前曾率领7人普查组自费到全国农村调研，通对31省46县72村10401人的调查，结果显示53的儿女对父母感情麻木。因此，她联合其他30名代表提出了这一“重建农村孝道”的议案。

尽管对那些热点问题避而不谈，但相对于那些一声不吭，或者语出惊人的代表而言，能做到这一点已经很不容易了。

田文建是官员，但也是一个知名的n理学家，这样的议题自然无法置身事外，见代表团长、省委刘书记紧盯着自己，田文建连忙坐直了身体，侃侃而谈道：“各位代表，在讨论这个问题前，还有一个必须要考虑进去的因素。那就是我国农村长期处于贫穷落后的状况，多数家庭难以温饱。

农业生产一直停留在体力劳动，农村中缺乏商业服务业，脑力劳动工艺技巧无用武之地。改革开放以来虽已发生很大变化，但养老、医疗等社会保障尚未覆盖大多数农村，父母一旦年老体衰，无法从事正常的农业生产，就只能依靠子女赡养。如果子女本身就很贫穷，想尽孝也有心无力呀”

刘书记重重的点了下头，一边环视着临海厅里的众人，一边深以为然地说道：“是啊，一旦父母患病，或丧失生活自理能力，子女更难维持，家庭矛盾随之激化。特别是实行计划生育后，农村家庭的子女数量减少，独生子女或少子女的赡养负担相应增加。有的地方虽然对独生子女家庭的老人有一定补助，但不足解决他们的赡养困难”

那么多迫在眉睫的国家大事不讨论，净研究这些一时半会间根本解决不了的问题。田文建如坐针毡，好不容易才熬到了散会。

刚随着意犹未尽的代表们走出大厅，一位三十来岁的男同志走了过来，笑容满面地招呼道：“田书记好。”

乔伟的秘书陈少华，田文建反应了过来，回头看了看四周，见没什么人注意自己后，低声问道：“有什么事”

“老板请你去那边坐坐。”陈少华指了指对面的大厅，接着说道：“陈老想见你，还有其他几位老首长。”

“好的，我先去请个假。”

代表团有严格规定，不得自由活动，田文建跟代表团副团长、临海省人民政府丁省长请完假后，才跟着陈秘书来到了一个小会议厅。

这是一个特殊的小组会场，坐着近50位平均年龄约68岁，大多头发花白，基本都是副部级以上的老干部。田文建飞快的环视了一圈，发现前中国社科院院长、前国家预防腐败局副局长、前中科院院士、前党史专家、前国家审计署署长、前华新社社长、前中组部常务副部长、前中宣部副部长以及好几个省的前大员赫然在坐。

一帮“40”后的老人聚在一起，真是会中有会。乔伟显然只是一个传话的角色，并没有出席。而参加分组讨论的居然是中央三号首长。田文建不得不像端茶递水的工作人员，以及他们的秘书们一样，静静的站在一边，沉默不语。

这时候，这位穿着黑色外套的老人要求“说两句”。虽年过花甲，但却中气十足，铿锵有力地说道：“我并不认为目前有进行全面改革的可能性，但财税改革是各个改革的关键。做好这项改革，不仅能把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处理好，还能把中央各部门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解决，把腐败问题解决掉”

另外一位老部长则掷地有声地说道：“地方政府搞项目、管项目，中央政府审项目、批项目，政府从gd出发，从而缺乏整体规划、整体布局很多有关部门都在审批项目，审得成功吗我看也不成功，引发了很多腐败现象。政府要改革，要放权。”

三号首长面无表情，一声不吭，只是时不时的点点头，表示认同他们的某些观点。会议的气氛有些诡异，根本就不是讨论，除了批评还是批评。

不在其位却谋其政的老爷子们你一言我一语，说的很凌乱，甚至还夹杂着一些很难懂的方言，但却都说到点子上了。相比之下，刚刚结束的临海省代表团分组讨论，就像是幼儿园的小朋友在做游戏。

前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陈主任，1950年生，绝对是他们中的“年轻人”。尽管会后常常被记者们围追堵截，但小组讨论会上，他总是坐在第二排。